除非是和吐蕃开战，夫君您垂拱而治才是上策！”

王文佐笑了笑，身为崔氏女，崔云英说的倒也是内行话。古代社会是以农业经济为基础的，政府的公共服务其实很少，基本就是对外抵御入侵，对内搞搞水利工程建设；现代社会的推广良种，新农业技术，工具等基本没有，全靠民间自己总结推广。所以像王文佐这等高官，只要不打仗就别瞎折腾就是真正爱民，其他的什么修城墙、搞军备、训练民兵啥的都是耗费民力，积累社会矛盾的勾当。

后世人把这种政治态度视为保守，不思进取，但问题是古代社会的经济逻辑和现代社会是不一样的。古代世界不存在指数类型的技术进步，即便投入再多的资源在技术进步上，所能带来的生产增长也会很快边际递减，其结果就是技术进步带来的生产增长很快就会被随之而来的人口增长消耗掉，平均到每个人都不会有太多剩余。

换句话说，所有古代社会的农民，无论他生活在大唐，还是日本德川幕府、印度孔雀王朝、莫卧儿帝国、古代埃及、西欧中世纪法兰克，都是刚刚位于温饱线上，或者干脆在温饱线上下浮动的，他们的生活水平没有质的区别。用德川家康的话说就是：“吃不饱又饿不死！”很多人拿这句话来批判德川家康对农民的残酷，但其实德川家康在古代的统治者当中还真不算有多残酷的，甚至可以说是相当勤政爱民的那一小撮了，原因很简单，对于绝大多数古代社会的农民来说，吃不饱而又饿不死已经是一种幸福了。

看到这里，就不难理解古代世界的那种保守、不思进取的政治态度了。既然增长是非指数型的，不可持续的，那么对于生活在古代社会中的人们来说，第一位的就是确保口粮的供应，而不是进步；因为大部分人所掌握的口粮只不过刚刚够维持再生产所需，只要稍有波动，那就意味着饿死。一个现代社会的小市民拿钱买股票、比特币失败血本无归最多老婆离婚；而一个古代农民挤出口粮换新品种，如果当年没有收成，那很可能就一家死绝。

别看王文佐搞通商路，和吐蕃和西南诸夷搞茶马贸易赚的盆满钵满，但其实对四川的作用远远及不上都江堰的百分之一；都江堰能让西川百姓无水旱之灾，不知饥馁，号称天府之国；王文佐搞得茶马贸易搞的再出色，只要来一场大饥荒，就一切归零，说到底，人只有吃饱饭，才能谈其他的东西。

崔云英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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