氏，但并没有与其他鲜卑大人联姻，也没有自己的部曲军队，而且他力主举荐河北士族直接出任州郡守官，这就直接触动了北魏鲜卑贵族的利益。结果拓跋焘一旦被激怒，便群起而攻之，也无人替他说情，结果死于非命。与之成为鲜明对比的是同样参与编修国史的中书侍郎高允，因为其是太子的老师，却保住了性命。当时朝中少有河北出身的高官，而多有出身关陇的官员，他们对河北士子多怀有敌意，与崔浩的情况颇有相似之处。

“那十二郎你觉得我们卢氏子弟就这样下去便行了？”老者问道。

“叔伯！”卢十二答道：“吾宗之祖子干公（卢植）起家显名于汉末，传承至今已有四百余年，其间比吾姓显赫的大有人在，而传至今日，可与卢氏并称的也不过只有崔、王、赵、李寥寥数家罢了。究其原因，吾宗深固根本，而不求一时之荣华，长安洛阳之三公固好，不如州郡之别驾从事，这才是吾家传承四百余年的要诀！”

听到这里，老者也不禁颔首，捻须叹息。卢十二郎说的那句“长安洛阳之三公固好，不如州郡之别驾从事”说透了我国从东汉到中唐时期这段时间的政治逻辑。西汉建立以来，随着战国末期、秦汉时期的以来的血统贵族的衰落，以掌握经学学术为条件、世代出仕官职的新贵族逐渐走上了历史舞台，这就是魏晋士族的前身，比如清河崔氏、范阳卢氏、汝南袁氏等。

这些新贵族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极其看重郡望，因为汉代主要采取征辟制度选拔官员，不管你官做到什么级别，你的后代要走入仕途，都离不开家乡所在地的官员的举荐征辟。为了确保权力能在家族内部不断传承下去，哪怕你在洛阳当三公，也不能放弃对故乡的郡守的控制。而当时的地方政治制度更强化了这一点，两汉魏晋的地方官制里，除去太守、州牧这些长官是由中央任命，其他的属官基本是由太守州牧等自己任命的，向中央报备一声就可以了。由于太守州牧一般都是从外地调来的，为了确保行政效率，通常都会选择州县内的郡望子弟出任，别驾、从事就是这种属官。

由于太守和州牧来了又走，几年一任，又在当地没有宗族，所以实际的权力往往是在以从事、别驾为代表的属官手中。两汉灭亡之后，王朝更迭如灯笼，变幻无常，这就更加剧了地方强宗大族为的力量。以北魏为例，由于其建立者是鲜卑贵族，所以他们占领河北之后，通常让鲜卑贵族出任州郡刺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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