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年第一季占城稻熟了以后，粮商们却烦恼了起来。以往南洋还被中国势力、欧洲势力、回回势力、本土土著势力切割得七零八落时，出于备战等需要，粮食消耗甚大。如今泛南海地区基本统一，境内兵事消歇，农事大兴，南洋地区的粮食产量达到了历史顶点，光靠几十座大大小小港口城市的日常消耗，根本不足以抵消这庞大的产能，所谓谷贱伤农，这次的丰收先伤到的却是粮商。

他们纷纷驱舟北上，都把希望寄托在大明帝国大陆地区的内需上，偏偏这一年大明各地的收成又都不错，因此粮食运来了，却找不到大买家。

这个时候，张居正和陈羽霆一北一南同时建议启用平准机制，以不甚低的价钱收购粮食，以避免大量粮商破产，累及民生。

朝中曾有大臣反对这样做，认为那些粮商，破产就破产去，何必动用朝廷银两来救，但这言论却被次辅高拱吹着胡子顶了回去：“真是鼠目寸光之辈！竟然说出这等话来！今年若是让这些商家大亏，明年还有谁会从南洋运粮北上？这些商家不肯运粮来，那还让我们派船只去南洋诸岛搬运不成？”

要知靠着商人贸易来达成物资流动，比起靠政府征敛的成本更低，效果更好，这样的经济原理，高拱张居正却也深知。因为利用地方上的价格差，调动商人的积极性以节省官方费用，原是大明固有的手段，百余年来西北诸边的粮饷，靠的就是朱元璋利用商人运粮前往西北的旧制，

高拱把那个大臣骂得低头无语，自此再无人敢说不救市。

这时夏税已经收起来，太仓正有钱，但张居正为防一次性用钱太多，若把太仓掏空了，万一再出什么大事，缓急之际无以应变，便仿市舶司总署的“债押”，发行粮押，凡愿意拿现银者，将粮食卖给政府以后，只得其值九成五，但若愿意领“粮押”者，待秋税过后再来兑现，可以多得半成红利。

那些谨慎的粮商，便宁愿要现银，也有贪图这半成红利的，便领了粮押。自徐阶执政以来，大明朝廷信誉已变得极佳，许多商人都认为朝廷的许诺颇为可靠。

可是由于这次运来的谷物实在太多，官府纳粮只纳了第一轮，就把上海和天津的所有粮仓都填满了，若要通过上海天津转运到其它城市，那么又要多一层内陆运输，于是张居正赶紧下令，要其余船只在交割完买卖之后，便分别开赴辽东复州、山海关、登州、海州、通州、嘉兴、杭州、宁波、温州、泉州、漳州、潮州、广州等沿海港口，就地存粮。

饶是如此，在将这些港城仓库填满以后，后续的大粮船还是源源不断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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