头，但我们的手续办得不顺利，一直没下来，没几天，警察又找我和我爸到派出所接受询问。”

冯飞舟皱着眉，着急地问：“你们怎么不早说！？”

高鸣道：“询问比较简单，只让我们回去再等通知。我琢磨着事态可能不太好，于是给书记打了电话，但他没接。”

当年父子俩入狱，冯飞舟和季听潮替他们打点过了。他们本身就是当地地头蛇一样的存在，没人敢招惹，又逢监狱管理深化改革，流程更加地规范，到处都是监控，两人没受什么苦头，天天早睡早起、学习劳作，可以说被养得相当健康——高鸣都是出来后吃太好才发了福。

但出狱后，高鸣和高赫轩体会了叁十年河东河西的凄凉。

即便瘦死骆驼比马大，相较于一般的工薪阶级，高家父子依旧算是有钱人的行列，但是由奢入俭难，曾经是呼朋引伴、日入斗金，现在门庭冷落、进项少出项多，曾经在他们面前低声下气的小喽啰、暴发富或者老对家现在都能嘲笑他们，踩在他们头上耀武扬威、吆叁喝六，这让他们怎么受得了。

高鸣到底老谋神算，沉得住气劝高赫轩道：“莫急。”

他自认是和季听潮的一条船上的人，季听潮进了首都市委或者中央后，总会带上他们父子，给他些手指缝里漏下来的甜头。

谁知道季听潮的事还没落定，公安那边旧案重提，查起了当年跟他们有关的“失踪案”。

高鸣知道问题的严重性，第一时间给季听潮打去电话，却不料对方根本没接。

高赫轩怒气冲冲地说：“他不是想卸磨杀驴！”

“别胡说。”

虽然这么说，高鸣心中也是这么想的，于是他连夜和高赫轩带着莲子上京，即便见不到季听潮，也能吓他一吓，让他知道他们姓高的可不是那么好打发的。

谁知道，季听潮进了ICU。

高鸣放松了些，却还是觉得提心吊胆。

放松是因为季听潮应该还没有过河拆桥的意思，提心吊胆是万一季听潮就这么没了，他们就更没人保了。他在监狱里学了不少的法律知识，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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