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了下去：后来去瓜达尔卡纳尔岛上作战，他发现了好几次日本人的埋伏真是不可思议，第一次我们的长官差点因为他违纪而枪毙了他。然后有天晚上，他跟我说，他快要发疯了，他眼里都是血，他家里每个人都会发疯。然后如果你和维布是朋友，你会明白和比尔做朋友的感觉，我知道他能洞察人心、洞察一切，但我选择去相信他。于是他向我说出了他们家族的故事。是的，我相信他，但我无法拯救他，第二天我们和日本人作战时，他突然丢下了枪。

他救过我几次，但我根本没有想过去帮助他。我只觉得，我们睡在潮湿的帐篷里、随时可能遇袭，每天都在行军、作战，准备好去死，那样的环境当然会让每个人都感到快要发疯。我没有严肃地对他的问题，我本来可以救他，送他去做个精神检查但我什么都没有做。

我想要安慰道格拉斯，但我发觉他脸上一片平静。那是七十多年前的事情了，他是个智者，自己懂得开导自己。我现在已经不会觉得愧疚了，我放下了这些。我回到美国后，读完了大学。在我父亲死去之后，我得到了我的那笔遗产，我把它全给了格雷格家人。然后我离开纽约，来到了洛杉矶。我知道那笔钱不可能彻底解决他们的问题，但我选择不去想它。直到一九七零年，阿尔伯特莱特来向我求助，我才知道我实在低估了格雷格们的厄运。

噢，我听说过他。

他的meimei，丽塔莱特是我的妻子。道格拉斯握着那串手链，缓缓地摩挲着。格雷格家人接受了巴比伦计划的实验，他的儿子，小阿尔伯特逐渐意识到那个计划糟透了，它毁了每一个格雷格家人，它还可能毁了更多人。由于资金不足，巴比伦计划被停止了，但小阿尔伯特知道它迟早会被重启，于是他销毁掉所有封存的资料。他被指控叛国，他还解决掉了一个来暗杀他的特工。最后我托一个朋友，把他装在货船上，送去了阿根廷。

他还活着？我一直以为他已经去世了，如果他活到现在，是个七十多岁的老人。天，那些都是非常遥远的年代了。

也许吧。我从来没和他联系过，我并没有打算邀请他来和我们一起过感恩节。

都过去了，我好像错过了很多。温妮会给我讲许多六十年代的故事，但这才像个传奇。

道格拉斯低头摇晃着他的热巧克力，在壁炉边，它依旧散发出一种幽微的甜味，像是窗外从树叶上随风滑落的雨水。六十年代，那时我已经四十多岁了，我看到的时代和她所经历的，是完全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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