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管，变成了革委会的人保组。

之前的老公安有的被批斗，有的下放去了五七干校，有的发配去农场劳动改造。你们指导员就是那会儿去的农场，后来恢复公安局才被调回来的。”

韩渝惊诧地问：“这么说徐所那会儿做的人保组副组长，相当于现在的公安局副局长。”

“不是相当于，是比现在的副局长都厉害。”

“怎么厉害？”

“那会儿没有检察院和法院，只要发生案件，人保组调查，人保组抓人，人保组审判。你们所长是负责具体工作的副组长，拥有生杀大权，当然比现在的副局长厉害。”

“可他那会儿应该很年轻。”

“那会儿的领导十个有九个是造反上来的，都很年轻。但你们所长跟那些造反上来的不一样，他根红苗正，有群众基础，有威望，以前的那些民兵全听他的。

他有人有枪，又上过北大，甚至见过主席。以他的资历，别说做人保组副组长，就是做革委会副主任都有资格。”

吴老板拧开杯盖，喝了一口茶：“再后来改革开放，重建公安局，要审查wg期间进入公安队伍的人员。

做过坏事的要处理，不适合在公安系统干的要调离。你们所长没做过坏事，没办过冤假错案，还保护过好几个老干部老同志。

审查时好几个老干部帮他说过话，也就没被调离。但不可能被重用，毕竟时代变了，听说有规定，像他这样的干部要限制使用。”

难怪指导员话的只说一半，原来徐三野虽然上过北大，但不是考进去的，而是特殊时期的工农兵大学生。

黄江生十几岁时戴大红花，被敲锣打鼓送北疆去做知青，回去之后跟劳改犯似的被人看不起。

徐三野的学历乃至经历比黄江生更尴尬，甚至被打上了政治标签。

用吴老板的话说时代变了，那会儿越风光，现在就越落魄。

韩渝正不知道该说点什么好，吴老板感慨道：“他小时候就是村里的孩子王，后来又做民兵营长，脾气大，说一不二，八四年严打得罪了好多人，从刑侦队长被调到新海做派出所长。

今年春天，一个副乡长装作喝多了，调戏一个漂亮的女教师，好像是强奸未遂。落到了你们所长手里，自然不会有好果子吃。”

韩渝低声问：“后来呢。”

吴老板点上烟，说道：“那个副乡长好像有点背景，县里也可能担心影响不好，听说有好几个领导跟他打招呼。

说给那个副乡长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让那个副乡长给人家赔礼道歉，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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