害行为。”方轶解释道。

“那《刑法》第二百三十四条第二款规定的‘犯前款罪’怎么理解？”王勇不服气的问道。

“我理解，《刑法》第二百三十四条第二款规定的‘犯前款罪’，指的是被告人存在故意伤害的行为，也就是说，只要是被告人存在伤害的故意和行为就满足该条件，不宜机械地理解为要求故意伤害行为必须造成被害人轻伤以上的损伤程度。

究其原因在于，故意伤害直接致人重伤或死亡的，往往并不存在先有一个轻伤害的犯罪前提。同时，在故意伤害致人死亡的案件中，对已经死亡的被害人一般是无法也不可能再去评判最初（被害人死亡前）的伤害程度是否达到轻伤以上的程度。”方轶解释道。

“按照你的说法，本案被告人的推搡行为与被害人的死亡结果之间具有刑法上的因果关系？！”王勇露出不太信服的眼神。

“是的，我认为两者间是有刑法上的因果关系的。

本案中，被告人对被害人的推搡，一般来说是不会产生被害人死亡的结果的，但被告人的推搡行为却直接导致了被害人头部与门框碰撞，及撞后倒地，这两个原因的介入又引起了被害人死亡的结果，被告人的推打行为与被害人的死亡结果之间表现为偶然因果关系。

当然，这种偶然发生的结果可以作为量刑情节，提请法院予以考虑。

所以我认为，不能简单机械的把被告人的推搡行为与被害人后脑碰撞门框及撞后倒地死亡的后果割裂，分开来看，这种看法是对刑法因果关系的曲解。”方轶说道。

他知道王勇对他的观点不太信服，但这也是没办法的事，因为律师的经验、阅历及知识储备会影响其对案件的判断。一个人的想法一旦形成，很难改变。

“我又想到了一个问题，如果被告人在案发当时存在伤害的故意，同时对被害人的死亡又存在一定的过失，那么法院会不会认为被告人不构成故意伤害罪，而是构成过失致人死亡罪？”宋律师看向二人。

“我觉得可能性不大。”方轶率先表态道。

“嗯，我同意方律师的意见，出现这种情况的可能性不大。”王勇难得与方轶意见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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