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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的，她是反感的，她曾和我聊过她当年获得邵逸夫奖时的担忧，她很担心自己是因为女性身份才获得的奖项。她也反感媒体提到她的时候总强调性别，而不谈及具体的工作。她跟我讲，当她获得阿贝尔奖时，新闻报道里唯一的提到的，就是她是女性。”岑韵回忆。

“那您为什么不对此反感呢？”记者问。

“怎么说好呢，我和她的成长经历不太一样。我出生在一个普遍认为女性不适合从事理工科研究的环境里。那是八十多年前，您知道吗，那时候，女性科研者虽然获得了业内的认可，但依旧很容易遭到社会的歧视。我毫不掩饰地讲，我自己也曾深受其害。所以我认为我‘女数学家’的身份并非毫无意义，在当下，这些荒唐的理论并没有消失，它还广泛存在于很多国家的里，我希望这些地方的女性能够因为我的存在而受到鼓舞。鼓舞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它能带来启示和巨大的能量。”

谈到这里，岑韵特别地停顿了一下，她说希望在报道的时候，能把这一段做个总结，放在最醒目的位置。

“这是非常重要事情，比我的学术观点更加重要，”她又强调了一遍，“我曾接受鼓舞，所以我希望能把这份鼓舞也传递出去，传递给年轻的学者，也传递给每一位正身陷困惑的女性。我希望她们知道，我们不需要任何人赋予勇气或者力量，这本就是我们自身拥有的东西。”

“您要谈到您的太太了吗？”记者笑着说道，“您谈到鼓舞的时候，总会谈到她，她也是一位杰出的女性！如今距离她离开政坛已经超过三十年了，她曾经倡导的政策和理念依旧深刻地影响着今天的世界格局。”

大家对她的太太也非常感兴趣，可惜她比岑韵女士更加低调！退休后就不再接受任何形式地采访了。

“哈哈哈，我喜欢谈她，她是我人生的重要伴侣，比起我的研究经历，我认为她的故事更加精彩。刚才和您谈到鼓舞，我想在这一生中，持续鼓舞我的那个人就是她。我有时也会想，如果没有她，我的一生会怎样。我也许还是会来研究数学，但绝不是现在开朗豁达的状态，我……”

采访到这里的时候，安秘书过来打断了一下，她说吃药和休息的时间到了，下午岑韵院士还有工作安排，明天上午的这个时候会再安排采访的下半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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