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也只是她千百案例里不起眼的一个，而我只是个普通的大四学生，哪怕学校的专业课排得满满当当，努力在病人面前挺直的腰板和一刻不停的笔记也挡不住眼里泛出的层层同情。

密密麻麻泛黄的档案里，有的人被写下了足以改变一生的大事，或为丧子丧妻，或为家财散尽，而有的人的档案只有薄薄一张，尽管足够老旧，上面却只有寥寥数语。

比如，那个女人。

许枝，当我捧起档案轻轻念出那个名字的时候，仿佛真有一只小鸟从我的指尖轻盈地飞出，扑扇着光洁的羽翼，盈盈落在春日的枝头上。

顷刻间所有相关的诗词歌赋向我涌来，是“墙角数枝梅，凌寒独自开”里的“枝”吗？还是“江南无所有，聊赠一枝春”里的“枝”？

我倾向于后者，更愿意去相信那一眼的朦胧洁白永远属于无尽生机的春日。

或许，我忘了最出名的那一句。

“红豆生南国，春来发几枝。”

后来第一次见面的时候，她便是这么介绍自己的。

我久久地注视着她，有时混在人群里光明正大地观察，有时跟在何护士的身后小心翼翼地窥视。

我发现的与她相关的细节越多，便越是觉得，她像我的母亲。

不仅是她瘦弱的、飘荡在空荡条纹衫下的身形，还是当下的她巧合的与我母亲去世时的年龄相同，抑或是她静静坐在窗边折出一只只纸鹤时，手指在阳光里翻飞的模样。

我常常看得入神，很久后才惊觉自己狭窄的比喻。

她只是她，她应有完完全全属于自己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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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日子我浑浑噩噩地过了三周，其间父亲来过一次，开着周身溅满尘土的黑色轿车，风尘仆仆地为我送来换季的衣物。大包小包的中间还夹着一些红色的礼盒，最终只有几件浅色的t恤被放回我的房间。

父亲来的时候是一个周五的下午，我正坐在六角亭内，院里散落着自由活动的病人，阳光直直地打在院内，像是竖起了一道金色的屏风。温度升高后大多数病人便只穿着一件单衣，单薄的裤筒在脚踝的上方晃荡着，偶尔在空荡的院落内泛起点点波澜。

这里只分上午和下午、月初和月末，因此父亲说起第二天是周末的时候引起了我迟钝的怀疑，我没执着于精确的日期，只是拒绝了他回家休息两天的邀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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